2019年12月13日，我院在成都库闻书店举办了传播符号学读书沙龙。此次沙龙以“传播符号学如何因应新媒介技术的挑战”为主题，学院师生积极参与并作相关发言和讨论。南京大学丁和根教授作为主讲嘉宾，我院赵毅衡教授、蒋晓丽教授、陆正兰教授、唐小林教授、胡易容教授、饶广祥副教授以及电子科技大学魏全凤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张骋副教授、西华大学何一杰博士等共同作为对谈嘉宾参与了此次沙龙。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和根教授现场发言

本次沙龙由我院副院长胡易容教授主持，沙龙话题从对符号学是否有用的讨论开始，逐渐过渡到机器能否代替人类、能否生产意义的问题上，继而上升到人的主体性思考及人的存在问题。讨论由浅入深、精彩不断，三小时的交流仿佛一场穿越现代和未来的对话，让大家宛若置身哲学的思辨殿堂中，不断地拷问学科、拷问技术、拷问人类自身。

在讨论中，针对“符号学有没有用”这一问题，丁和根教授和唐小林教授分别阐发了各自观点。丁和根教授认为，符号学看似无用，但是它解决的是我们心灵最终归属的问题，是非功利的问题。我们虽然并不排斥技术对物质世界的功利作用，但是对哲学、美学的非功利追求，可以使我们变成丰富、有趣、完整的人。在唐小林教授看来，我们可以把信息社会看成一个大局面的符号。这种大局面的符号可按照皮尔斯的符号三元划分法分为三个面向：一是再现体角度的媒介面向，二是对象角度的智能面向，三是解释项角度的消费面向。他进一步指出，信息社会实际上是由媒介社会、智能社会和消费社会构成的；其中，媒介面向是最小但是最显在的面向。因此，我们可以站在信息社会和媒介社会的角度回望信息社会的发展，从媒介角度对人类社会进行划分。

接着，胡易容教授从“机器是否能生产意义”出发，向对谈嘉宾抛出了“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与人是互训还是融合”的问题。蒋晓丽教授说：“我相信始终有一种非常理性的力量，把人工智能放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在她看来，人类媒介的发展史即为一部真正的人类文明史。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不论技术如何强大，它最终都会回到人的本身，比如传播学关于具身性的研究。唐小林教授针对这一提问，指出机器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它是否能生产意义，而在于它可能会中断人类的自然进化。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真正的后人类时代社会，彼时意义的生产根本不会被重视。饶广祥副教授从互动角度出发，认为我们需要思考“人的意识、人的灵魂在什么时候产生”这一问题，并据此进一步提出，机器本身的结构是同质化的。机器的沟通因基于程序而具有天然性，因此缺乏差异性，所以它在互动过程中没有办法形成积极的主体性，也没有办法形成联盟或“干掉”人类。

沙龙现场，对谈嘉宾们还就“脑机交互是不是一种交互，或者是不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交互？”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张骋副教授以一个技术乐观者的视角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技术的讨论其实以人的先验主体性为前提。而正是因为人的自我、主体性和人性，人工智让我们丧失了主体性和先验。从人工智能的发展来看，现在的人工智能还停留在弱智能阶段，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人工智能很难有意识。而在丁和根教授看来，人的主体性或人性是在不断的建构过程中，由无数的此在最终构成的一个彼在。他指出，我们的主体性、人性其实都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积累的，我们赋予它们意义，使之变成了所谓的“人性”。丁和根教授提出，基于现在的语境变化，当我们将来面对机器入侵、来到人工智能的最后发展阶段时，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物种，变成某种人与机器的集合体，我们还是原来意义上的人吗？

同时，丁和根教授还对“我们如何看待技术不可知论？又是否能预期未来的技术走向？”一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结合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他表示，任何新技术的出现、发展与应用都需经历漫长过程，所以技术并非不可知。而对于未来前景，我们也能够预期。他认为，正如互联网会颠覆此前的整个信息传播模式一样，大数据虽然不可能取代我们原来的研究，但是它会开辟一个新的广阔空地。当下，我们在研究中强调因果关系，是因为它是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而当人工智能转向不按正常人的意识思考时，它便可能真的具有了超越性。彼时，机器或将生产一种全新的、不同于正常人所用符号表达的意义。

现场对谈如火如荼，在场同学沉浸其中，与各位嘉宾一同步入深度思考和讨论。

沙龙现场

唐小林教授谈“信息社会符号学”

在嘉宾对谈环节的尾声，唐小林教授朗诵了顾城的诗《两个情场》,学院硕博研究生就此话题展开积极讨论。

正如沙龙主题，此次活动探讨了在新的语境下，传播符号学该如何因应新媒介技术的挑战，并思考了传播符号学在科技浪潮的席卷下应何去何从。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促进人文和信息学科的交叉融合，增进学术交流，提升学术研究的敏锐度。

来源：符号与传媒微信公众号

图文：康亚飞

编辑:王北辰

责编：操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