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我院新闻中心特推出“文新书讯”专栏，以系列报道的形式为您介绍学院师生的新作，讲述其背后的故事。这些书作，既是我们“以书育人，以文化人”的生动实践，更是我们勤学乐读的学风与志趣。
2023年10月，我院文艺学教研室何燕李老师的中文专著《会说话的书——小亨利·路易斯·盖茨的非裔文论研究》由必赢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和阐释盖氏文论的中文专著。
著作介绍：
《会说话的书——小亨利·路易斯·盖茨的非裔文论研究》一书以盖茨的非裔文学理论为研究对象，具体以“会说话的文本 (Talking Book)”为研究主线，深入地探析了Henry Louis Gates Jr.非裔文学理论研究的生成路径及其影响。所谓“会说话的书”是指 1770-1815 年间发表的五个英语奴隶叙事共同书写的一个主旨故事，即黑人奴隶在被从非洲运往新大陆的途中，或者在到达新大陆之后，第一次看到白人阅读书籍，以为这些书本在跟主人说话。然而，当他们自己拿起这些书本渴望能够同它们说话时，却发现书本并不会讲话。书本的无声和沉默使这些黑奴察觉到作为奴隶的自己与奴役他们的主人之间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让他们看到了自我的肤色，以及作为奴隶的身份困境。本书围绕“会说话的书”这个主线，深入地探析了盖茨文论的生成背景、旨在解决的问题、中途发生的转向、文论成型的构成路线、整套理论的贡献和局限等内容，具体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盖氏理论背景与“会说话的书”的出场；第二，“会说话的书”与盖茨的第一次理论转向；第三，“会说话的书”与美国非裔文学的艺术特点；第四，“会说话的书”与“意指的猴子”的故事，盖茨的第二次理论转向与美国非裔文学理论的特性；第五，“会说话的书”与盖氏文论的双面性。
著书缘由：
在谈及著书缘由时，何燕李老师谈到本书是其博士论文，而此论文缘于2011年阎嘉教授给她的选题，此选题及读博期间的研究经历，正式开启了她的学术生涯。何燕李老师回忆到，她第一次接触到盖茨的文论是《意指的猴子》一书的中文译本。当时，国内盖茨理论的译本、资料均有限，她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购买、精读了盖茨所有的作品以及盖茨提及的几乎所有相关文本。
1997 年，盖茨被《时代》杂志评为“最具影响力的 25 位美国人之一”，盖茨是非裔文学、文论研究界的风向标。1993年和2009年国内学界先后掀起两次盖茨研究热潮，且同时期出现的大量其他黑人文论研究又不约而同地将盖氏理论视为重要参照系。然而，当时国内学者对盖茨的研究大多比较零散、单一，主要满足于就事论事地集中于“意指理论”的绍介，未能将盖茨予以历史化与客观化，而且也未对盖茨的问题意识及其理论转向达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为此，此书以“会说话的书”为切入点、以整个非裔文论史作为语境条件，沿着盖氏问题意识进行追问和溯源，探讨美国非裔文学、文论的发展历程。
著作亮点：
当时的盖氏研究一般运用语言学的角度探讨盖茨的“意指理论”和“会说话的书”，但何燕李老师还关注到，盖茨其实追溯了前后将近两个世纪的非裔文学作品，即1770-1815年间的第一代“会说话的书”提到的五个黑奴叙事，以及1832-1982年间的第二代“会说话的书”，即从丽贝卡·杰克逊的《权力的礼物》(1832)、赫斯顿的《她们眼望上苍》(1937)、里德的《芒博琼博》(1972)到艾丽丝·沃克的《紫颜色》(1982)。
基于两代“会说话的书”，何燕李老师深入分析了盖氏文论的问题意识、核心论点和杰出贡献。作为Houston Baker Jr.和Robert Stepto的后学，盖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非裔文学的形式特性赋予更具有深度、更精致复杂的系统性构型，从而为非裔完成一整套具有强大阐释力的“黑色理论”。因而，盖茨采取了彻底切断非裔形式与社会的关联的思路，并以所谓“纯形式”抽象出非裔书写的脉络和逻辑，从而逐一回答非裔文学饱受质疑的作者性、文学性和理论性问题。盖氏具体的回应策略分为三步：一、考古挖掘大量的非裔文本；二、寻根梳理不同“黑”文本共有的主旨——“会说话的书”；三、定位说明非裔文论是存储在“黑色英语”中的异文学，即非裔文论=非裔文学。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了意指理论，此理论的内核是非裔前文本的“形式”能够穿越时空，先在地存在于后文本之中，成为“黑色文学”的一个坚固的结构模式。具有这种模式的个体文本以“非裔形式”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本链条，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美国非裔文学传统。当然，此处的“形式”一词与“form”一词不同，因为后者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就与“idea”等同，指涉本质性的层面，而“黑色形式”指涉的是生活实践、文化实践层面，寻求的是一种确定的、有形的程式或模式。而盖茨正是基于这种非裔程式开启了走向自主性的非裔文学和文论建构之旅。
此外，此书还关注到“黑”、“白”文论的双面性：对盖氏非裔文论的批评性反思。反思之一：“黑文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自主性是需要商榷的。尽管“黑形式论”申诉并坚持了非裔文论的自主性，但它毕竟由“白语境”孕育而来，使它与“白形式论”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这种黑、白绞缠关系就如美国非裔的双重意识（既是非裔又是美国人）一样无时不蚕食着非裔的自主意识。反思之二：盖茨的DNA鉴定实验室的双面性，一方面盖茨通过DNA鉴定得以确认一些文学手稿、作品的作者身份是非裔，从而毫无置疑地证明了非裔的“作者性”和写作能力；另一方面盖茨却把非裔文学限定在了“作者论”层面，即以作者的身份去衡量作品是否可以被划分为非裔文学。
尽管如此，盖茨开启的非裔文学、文论的自主性策略对有色族裔理论建构提供了有效的范式：一方面其他少数族裔可以直接挪用此策略；另一方面这种策略对其他政治性诉求强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范本，如为女性主义（男权压迫）、同性恋理论（异性恋压迫）、后殖民理论（宗主国的压迫）等压迫关系明晰的政治指向性批评提供了一种思考的可能性。此外，盖茨对非裔“broken English”、非裔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的肯定、认同和引以为傲，为其他族裔申诉自主性文化身份、建构文化自信提供了可值借鉴的路径。
文｜吴含 穆林楠 殷文慧
编辑｜王薇
责编｜马烨
审核｜操慧
